他举例说，可以在一些垄断型行业，通过短期租赁经营权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垄断资产的运营效率，创造用于还债的现金流，也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

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辽宁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研究员陈波向《联合早报》分析，较高的地方债（包含隐性债务）是当前经济恢复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特殊再融资债券是有效且应该加快使用的化债手段。

陈波也提醒，发债所得应专款专用，避免珍贵的资金流向他途。地方政府应尽快清偿现有债务，尤其是对于企业的拖欠和负债，帮助因此陷入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尽早走出困境，从而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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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券信息网显示，10月6日至10月13日的八天内，就有内蒙古、天津、辽宁、重庆等17个省市披露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计划，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发债总额达7262.5亿元（人民币，下同，1363亿新元）。

三年冠病疫情期间的防疫开支增加、投资回报降低和土地收入减少等多方因素，极大加剧了中国地方财政负担。官方并未披露俗称“城投债”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地方隐性债务总额已从2019年的40万亿元激增至2022年底的66万亿元。贵州省政府智库今年4月发表文章，自曝当地“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面对持续发酵的地方债务风险，7月底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9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强调，解决好企业账款拖欠问题，事关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预期，事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必须高度重视。省级政府要对本地区清欠工作负总责，抓紧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比率相对较低，财政情况健康。陈波建议，在地方政府发债能力受限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以相应承担更多赤字，成为债券主要发行方，以此募款支持地方政府减轻债务负担。

陆曦认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是解决“钱从哪里来”。在化债额度有上限、不能动用地方财政、外贸形势不佳等背景下，必须找到新的收入来源。

此前有多方消息称，中国将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将隐性债务置换为显性债务，以缓释债务风险。发债额度将向贵州、湖南、吉林、安徽和天津等12个高风险省份倾斜。

17个发债省市中，内蒙古、云南和辽宁（包括单独发债的辽宁省大连市）发行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贵州超过800亿元，湖南超过600亿元。

目前内蒙古、云南和辽宁等七个省市都是按照地方政府债限额空间顶格或超规格发行。按这个趋势，本轮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发债规模，大概率将突破市场预期的1.5万亿元，超过此前2020年至2022年间两轮发行的总和。

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本月以来密集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加快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分析指出，地方债居高不下是当前振兴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但地方政府在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之际，也应探寻新收入来源，才是长久之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受访时指出，通过特殊再融资债券将短债转为长债，前提是当地经济能在置换出的时间内复苏，“否则就是把痛苦延后，承担主体直接变成省级政府，伤害更加明确。”